用什么击破读书无用论
在国家图书馆里看书的人们。吴皓 摄
最近几年,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、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、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、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,“读书无用论”第三次登场。
现代社会,还有“读书无用”的论调发出,实为文明的耻辱。
可谬论显形前,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,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。
第一次“读书无用论”发生在“文革”时期,但1950年代之后,就已经开始造势。那个时代,政治正确排位第一,知识不但奉陪末座,反而可能招来祸端。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,是当时的流行语。相对而言,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,安全许多。王小波在《我为什么要写作》中写道: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,理由显而易见。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,老舍跳了太平湖,胡风关了监狱,王实味被枪毙了。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。
现在看来,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的出现匪夷所思,其实不过是时代下的“蛋”,实践出的“真知”。此次反智风潮也是唯一一次受官方认可和推动的。
“文革”后,特别是恢复高考后,“读书无用论”就迅速烟消云散。重要原因在于,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,对大学生等人才是绝对的刚性需求。不过,于个人而言,考上大学的价值,并不只在于可以接受高等教育,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、分配工作。知识,事实上,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。这也为第二轮“读书无用论”埋下了伏笔。
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社会仍然封闭而缺乏流动,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。历史上“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”的印记,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们因生产技术和效率低下以及被城市掠夺,而备受饥饿困扰的记忆,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鲜少城市人饿死的记忆依然鲜明。变为城里人,有一个铁饭碗,成为亿万农民父母对孩子的期望。而在当时,升学几乎是最好的进城路径。
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,孰轻孰重?改革开放初期,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—一些最好的初中生,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,而不是高中从而参加高考。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升大学的把握小,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、分配工作。
不过,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。远方、大城市、更好的工作,那些美妙的想象,只有通过大学获得。
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,这才是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。
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,第二次“读书无用论”就随之兴起。
当封闭的社会逐步被打破,社会流动的加强,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,个体户、万元户的出现,凸显了体制内的僵化,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对当的待遇。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”让知识分子愤愤不平。
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,更多民营企业成立、外资企业进入,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,它们需要大学生,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。接受高等教育,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。读书,于是再次有用。开放产生了“读书无用论”的观点,进一步开放,又亲手消灭了这个谬论。
事实上,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,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,才是纯粹意义的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
时至今日,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,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。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,但随着阶层的固化,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,出路反而窄化。“考公务员改变命运”成为更多人信奉的,已经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。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,又加重了人们的失望。
如果说,第一轮“读书无用论”是一个政治问题,第二轮“读书无用论”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,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,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。
药方或许众多,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,无疑是不可或缺的。
“知识改变命运”必须是一个真理,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,整个社会的命运,迟早将被改变。(文 徐一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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